我是在地里掘土准备播撒萝卜籽的时候，看到我家的管家兼佃农陈贵慌慌张张跑过来的。
“少爷！”这个已经两鬓斑白、平时三棍子打不出个闷屁的庄稼汉此时跑得满头大汗，一张黝黑的脸涨得像猪肝一样，通红得吓人。我刚想问他怎么了，就听他激动地、结结巴巴地连说带比划：“少爷，您快回去吧！少nainai、少nainai回来啦！”
我脑子里“嗡”地一声，扔下锄头拔腿就往家跑。
我的腿软得要命，好像变成了两根软塌塌的面条，几乎无法支撑起我的身子，短短的几步路我摔了三四个跟头，脚脖子肿起一个大包。陈贵就小跑着上前，仿佛是一支忠诚的拐杖，颤巍巍地扶着我往家赶。
我家在柳树村桥沟前，离地头很近，光脚走不到五分钟。当我由陈贵扶着深一脚浅一脚挪到家门前的时候，我看到周围已经聚了不少人，似乎大半个村子的人都来了，看戏似的你挨我我挨你，把我家门前的路堵得水泄不通。
我听见里头有几个最爱搬弄闲话的老婆子交头接耳，语气神秘，但嗓门儿大得二里地外都能听得清清楚楚：“……还有脸回来！”
“让开！”我急得一把拨开前面堵着的人，火急火燎往里挤。有人看见我，像是见到了戏台子上的另一个主角，兴奋地大声叫了起来：“是顾家少爷来啦！”
听见这话的人纷纷给我让路，我才得以顺利穿过被他们踩踏得尘土飞扬的泥土路来到家门口。
我家的红漆大门前，半开的门槛上，现在正坐了一个男人。他一身的灰土，头发蓬乱地搭在额头上，耕田黄牛一样结实健硕的身体衬得他身上那件打了补丁又短了一大截的布衫更加寒酸，几乎不比路上的叫花子体面到哪里去了。他累极了似的把头低垂着，膝盖并起，两条泥灰胳膊无力地搁在膝盖上，昏昏欲睡，似乎一点都没听见围着他的这些人对他的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我的眼睛酸涨得厉害，不知道有没有发红。我的声音也有点哆嗦，非常不像话地含了点姑娘似的哭腔。但我还是硬撑起一副冷酷的模样，冷冷地对着他说：“你回来干什么？”
他把头抬起来，露出一张风尘仆仆、满是风霜与疲惫的脸，朝我温厚地一笑，却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轻声问我：“你又下地了？活儿干得顺手吗？”
“我问你回来干什么！”一瞬间，积攒已久的怒火仿佛喷发的火山一样从我的心底喷涌而出，所有的理智都被烧得一干二净，我的手像害了羊角风的病人那样止不住地哆嗦着，揪住他的衣领把他从门槛上拽起来，拼命往外推搡着他比我高壮了整整一圈的身子，嘶吼着大喊：“给我滚！你以为我家是什么地方？啊！？我家不欢迎你这个骗子、婊子！你——”
他被我推得踉踉跄跄的，扭头看着我，眼神有点哀伤，嘴唇轻轻蠕动着，几乎是无声地吐出几个字：“我怀孕了。”
我瞪着他，像个傻子一样呆呆地反问：”什么？“
他拉下我的手，慢慢放到他的肚子上。那平坦的，肌rou块垒隆起的小腹，现在变得极其柔软，我刚摸了一下，就像被烫到了一样猛地撤回了手。
他又想骗我。我咬牙切齿地想，恨得牙根直发痒，只想能亲口咬死他才好。可是他执拗地又来抓我的手，不顾我的抗拒，硬是让我的掌心贴到了他的肚子。
那里很软，但依旧很平坦，我什么都摸不出来。
“我怀了你的孩子。”他再次说，“我不能把顾家的孩子生到外面。所以就回来了。”
我说不出话了，鼻子一酸，眼泪哗啦啦流了下来。
我在三年前的这个时候遇到了常青。那时候，我娘正在为我娶媳妇的事儿而整天发愁。
我家算是柳树村乃至丰田镇数一数二的富裕人家，家里有八百亩田地跟一间红砖绿瓦搭起来的六进大宅院。我爹死得早，我十二岁开始就被我娘催促着每天早起，像我爹那样穿上绸缎长衫，背着手慢慢踱到我家地头巡视。那些佃农们见了我，纷纷停下手里的活计亲热地跟我打招呼，“少爷来了。”我点点头，并不多跟他们多说话，只认真地观察着地里庄稼的生长状况，偶尔问一两句今年的收成如何。
我从早上吃完饭踱到中午，饿得肚子咕咕叫，回家吃了饭再出门，一直踱到傍晚都不一定都完整巡视过我家的全部田地。在这个土地就是庄稼人的命根子的年代里，顾家的富贵远近闻名。不害臊地说，我本人长得也十分不错，我跟朋友去镇上听评书的时候，他们一致认为《扬枪万家湾》里说的那个玉面小将军跟我有八成像。等我到了十六岁，已经有不少媒婆主动上门，给我介绍柳树村乃至丰田镇上的门当户对的姑娘。
我娘显见是愿意早早抱孙子的，但她的眼界太高，认为就算是镇上开粮栈的李老板家的千金都配不上我，媒婆们介绍的姑娘她都看不上眼。每天早上，我娘就叫管家陈贵架起驴车，拉着她十里八乡地转，去各种各样的人家登门拜访，去相看人家家里的姑娘。
但我娘每回都看不上她们，每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