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半年过去了,我和周围的工友渐渐地熟悉了,偶尔在发薪水过后,也和他们去外面喝喝酒,在吆喝声和酒Jing的作用中麻醉自己。广东人称发薪水为‘出粮’,我们就将这种酒局称为‘出粮庆祝日’每一次庆祝日,奕帆总是喝得最多,话也最多,却也醉得最厉害的一个人。第二天酒醒后,免不了又让姐姐长篇大论地唠叨一番。时日一长,大家都认识了这个从福建来的忧郁的大学生了,都在纳闷我为什么会抛下稳定的工作,跑来这种厂里瞎混。有的工友建议我应该到写字楼那边找总管谈谈,看能否换个轻松的工作,然而在私企里,想有一番作为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一般得和老板沾点亲戚,方可顺当地施展自己的才华,而这个厂的大老板根本和帆帆八辈子打不着一门亲。因此,我还得呆在仓库里,熏着染料的气味继续想着我的大馒头。
直到有一天,从东芫那里进了一批原料,但型号和色泽都和我们要求的不一样,可是车间并不知道,已经生产了几大件成品了,写字楼的小姐下来验货,发现后报告到了办公室。厂里的总管勃然大怒,拍案四起,一定要亲自追查是谁的责任。也就是这一天,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了厂里的总管。这个总管叫荣钦发,也是来自闽南,有着土得掉渣的名字,也有着从农村出来的庄稼汉子魁梧的身段,大约一米七多的个子,黝黑的皮肤,胖胖的四方脸因为营养过剩而让人觉得油马上就要流出来一样。他大概和我的局长上下年龄吧,如果将我的局长称为大馒头,我们的荣总可以叫做黑棕子了。据说他是大老板的内弟,几年前由老板娘亲自提携过来的,为人还算正直,就是脾气挺大,整天就喜欢教训人,写字楼的小姐都很怕他。平时大老板在香港,难得过来一趟,厂里的一切都由荣总管负责,他也是唯一一个工资超过五千元的高级行政人员了。上班大半年,我只是在远处隐约碰上几次,却根本没什么印象。这一天,他带着两个写字楼的小姐亲自到仓库来验货,来到了我负责的这一片。在听我汇报完进货的经过后,荣总管抬起了眼皮,将视线从写字楼小姐身上移开,仔细地瞄了我一眼,就是这一眼,我霎那间读懂了一些什么。这个厂里连管理有近三千人了,半年的时间过去了,我还没有对哪个人这种异样的感觉。只是一个眼神,我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了。我的账目自然是清清楚楚,在听完我滔滔不绝的汇报后,荣总很满意,用他难得用上的而又笨拙的赞美之词夸了我一下,临走之时,意味深长地朝我回望了一下,小小的三角眼不知道闪着什么样的念头,只令我忽然间不寒而栗。
世纪末的脚步降临了,这一年,中国人迎来了举国欢庆的大好节日,香港,这个上百年被列强夺去的弃儿重新回到了母亲的怀抱。七月一日,厂里破例全体放假一天,吝啬的大老板甚至给每个工人发放了五十元的过节费。当夜,奕帆正在姐姐屋里吃四川工友送来的馄饨的时候,姐夫从高级管理人员的加餐宴回来,带来了令我欣喜而不安的消息。荣总让姐夫通知我,明天不用到仓库上班了,直接到办公室报到,另有新的工作安排给我。还让我自己到丹竹头报名学电脑,学费由厂方给报销,把电脑初级Cao作学会以后备用。而从明天开始,我再也不用挤在十人一间的工人宿舍了,新的宿舍就在姐夫住的这幢楼上一层,自己独立一个单间。宣布完消息后,姐姐姐夫都高兴极了,说是我时来运转了。姐夫特地开了一瓶不知道名字的洋酒,又打开组合音响,我们一家三口喝着酒,大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之类的老掉牙革命歌曲。在他们喊破喉咙般地嘶吼中,我却是一边兴奋地附和,一边满腹狐疑。那一天在仓库,荣总临走时递过来的眼光,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四楼的办公室,光线充足,茶色玻璃后的阳光和熙温馨,洁白发亮的墙,舒适柔软的高档沙发,桌前甚至有一束刚刚插上去的黄玫瑰。虽然还是和两个秘书小姐共用一间办公室,可是这般幽雅的环境,哪是在仓库里可同日而语的。我初进这个办公室,扑面而来的就是一股还不习惯的冷气味,一时间昏昏欲醉,不敢相信自己今后就要在这里上班了。这个写字楼的人员其实也不多,除荣总管外,也就两个年轻漂亮的女秘书,负责接线兼花瓶的角色。还有两个管账的男子,大概都是三十多岁的,在国营企业叫会计,可在这里就相当于荣总的副手,估计也是什么亲戚之类的。在私营厂,因为不相信外人加上贪图省钱,管理层的人士是很少的。姐夫在冠华厂打拼了十多年,也就混个车间主任的职务罢了,虽然吃的是办公室人员的小食堂,伙食要比普通工人好很多,可拿的工资却比荣总他们少得多。
第一次,夹在两个小姐中间上班,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开场,只觉得喉咙象被塞住似的,稚嫩的脸因为紧张而涨红了。还是她们眼睛利,看得出我也是初出茅庐,主动和我拉起了家常。两个秘书,一个姓朱,一个姓黄,都来自闽北,因为她们都比我大,我就亲切地叫她们朱姐姐、黄姐姐。半天下来,彼此也就熟悉了,她们还主动教我说起了粤语。快下班的时候,荣总管进来了,身边跟着一个副手,审视了我一番,在我们的沉默声中,他刻意地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