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李鸿章的话无疑是在揭短，触到左宗棠的痛处。尽管李鸿章的话后来并未应验，左宗棠死后破格得谥号“文襄”，但在当时李鸿章的话还是让他大受刺激。
左宗棠为人一贯强势，不甘人下。早在湖南巡抚骆秉章手下做师爷时，他就十分霸道。师爷并非正式官员，但由于骆秉章的器重，他大权独揽，甚至比巡抚还巡抚，整个湖南官场提到左季高没有不害怕的。有一天，永州镇总兵樊燮前来汇报工作，骆秉章便让他去找左宗棠。樊燮来到左宗棠那里，由于没请安，不禁惹恼了左师爷。
金陵会攻，朝廷屡诏李鸿章往援，可李鸿章碍于曾氏兄弟的关系，一边按兵不动，一边南下图浙。这一来，等于把手伸进了左宗棠的地盘，老左岂能容忍？他告李鸿章“越境掠功”，李鸿章当然不承认。两下打起嘴仗，你来我往，怨恨的种子从此便埋下了。
左宗棠说：“武官见我，无论大小，都要请安，你为何不请安？”
除了多头指挥外，更让李鸿章头疼的是碰上了左宗棠这个老冤家，处处与他作对。他提出“圈制”，以守待变，左宗棠偏不同意，力主强力追剿，两人互相牴牾，争执不休。
樊燮说：“朝廷体制，哪有规定武官见师爷要请安的？武官地位虽轻，我好歹也是朝廷二三品官。”言外之意，你左某连个品级都没有，还在我面前摆什么谱啊！
这事发生不久，便有人上书把左宗棠告下了，朝廷令湖广总督官文查处。官文早想整治左宗棠了（有人说，樊燮之事其实就是官文暗中指使），于是便要严办。幸亏胡林翼、曾国藩出面说情，南书房行走潘祖荫也上疏力保。疏中有“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此句流传一时，使左宗棠名声大噪。后来，此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左宗棠不仅没有受到查处，反而得到了提升。再之后，他入了曾国藩幕府，从此开始青云直上。《异辞录》中说：“左文襄（左宗棠谥号文襄）勋业，以幕客时为始。”此言不虚。
有笔记载，一日，某公请客，李鸿章和左宗棠都来了。席间，李鸿章说：“非翰林不入相。左公伟业盖世，封侯封公，我不敢望，惟有大学士一位，恐怕要让我一筹。” 清制，大学士必由翰林提拔。李是翰林出身，而左只是举人。李鸿章知道左宗棠不服自己，故有此言，意在挖苦老左。
晚清中兴名将，号称曾、胡、左、李。无论年资，还是其他，左宗棠似乎都在李鸿章之上，但到了同治三年（1864年），淮军后来居上，李鸿章的地位已有超越左宗棠之势，这让老左心里很不舒服。
情势更加危殆。尽管如此，清军的战绩一开始却不明显，相反倒是一片混乱。究其原因，一是多头指挥，体系混乱。当时，应朝廷之令，北上宿卫之兵计有湘、鲁、豫、直、皖、吉等各军，由恭亲王奕出面节制。于是，直东战场几百里之内，竟然出现了三个钦差大臣、一个总督、三个巡抚、两个侍郎和一个将军。而且，在这些大员之上还有一个总指挥恭亲王。俗话说得好，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担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现在，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和尚，结果可想而知。李鸿章对此大为不满。他说，这样下去，将一事无成，“其免于九节度使之溃者几希”。
左宗棠一听这话，立时大怒，起身就踢樊燮，嘴里还骂道：“王八蛋！你给我滚出去！”搞得樊燮狼狈不堪。
左宗棠一生最大的缺憾就是没能考中进士。他二十岁中举，偏偏此后接连三次会试（考进士）都铩羽而回，不禁心灰意懒。他曾有诗云：“蚕已过眠应做茧。”句中流露了无法排解的郁闷之情。此后，他一见到进士就不舒服。后来，他做了陕甘总督，便重科榜（举人）而轻甲榜（进士）。有进士翰林来见，他大多没有好脸色，言辞中也多有揶揄。
左宗棠是出名的“杠子头”。凡事爱抬杠，每抬则必争上风。有时，较真起来，怒目而视，仿佛要打架一般。他与曾九、李鸿章等经常抬杠，彼此较起劲来，互不相让，言语冲撞，难免伤及和气。早在曾幕时，李、左之间就不融洽，除了湘皖地域之见外，左宗棠行事张扬，为人刻薄，这也不为李鸿章所喜，但李、左真正不和却始于同治三年（1864年）。
刘秉璋说过，李文忠与左文襄皆当世之英，两强相遇，各不相让，久之遂生意见。此话颇有道理。
左宗棠入曾幕，与李鸿章一样，都受到曾国藩的器重。曾国藩待他们，官分上下，情同兄弟。早年在湘军，左宗棠驻地与曾国藩大营相距数十里，每次来，曾国藩总要设宴招待，并戏称：“大烹以养圣贤。”左宗棠能吃而善谈，每次来也不把自己当外人。入座则盘杯狼藉，遇到大块肉食，便动手撕扯，大吃大嚼，恣意笑乐，旁若无人。
谥号，乃死后封号。按定例，非进士翰林出身，不得谥“文”字。这句话同样是在刺挠左宗棠。左闻之默然，半晌无语。
另有笔记称，洪杨之乱后，李鸿章与左宗棠闲谈论功。李说：“你别尽自夸张了，死后谥号不能得一‘文’字。”